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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把精力全投入损人利己、相互打压。他们不遗余力地对“竞争对手”使阴招、下损棋，全然不顾基本的道德良知。东晋时期，孝武帝听说王珣有才干，一天喝了酒之后想召见他。王国宝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王珣，害怕他跟自己争宠，于是有意排挤，理由却冠冕堂皇，他对孝武帝说：“王珣是当今的名流，陛下不宜带着酒意召见他。”孝武帝认为他说得对，就没有召见王珣。,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上几乎都要面临一些决定今后命运的考验，这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添加砝码无可厚非，如果因为一次巧合将命运完全托付于虚幻之物，终难成大器。如果相信天道，也请坚信天道酬勤。

树立文化的整体观，不仅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开阔视野、系统思维和发展观念，而且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形态、不同层面、不同时期文化之间的联系，不至于把不同形态、不同时期的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至于对不同层面的文化提出整齐划一的要求，不至于静止、封闭地看待文化现象。,历史地看，百年新诗有对社会重要方面作出迅捷回应的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涌现出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天狗”（郭沫若的诗题）式的诗篇，到抗战时期以冯至、艾青为代表发出的充满“忧患”的喟叹和穆旦、陈辉等诗人表达的浑沉的“赞美”，还有21世纪诗歌界针对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难的自发悼念，无不体现了诗歌介入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独特的当代诗词作家，如陈寅恪“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顾随“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聂绀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沈祖棻“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等，写出了既留有时代印迹、又蕴涵个人“心史”的作品。这些想必会给后来的当代诗词创作者带来启示，启发他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书写。

二是平等。即是在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智库应加强与各方专家、社会大众进行平等的沟通与交流。互联网创建的本意就是让人人拥有表达的平台。一些智库常常认为自己有业内领军人物、重量级专家，就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高，不愿意去倾听各方意见。其实学术研究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对智库而言，只有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并对其进行集成创新，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同时在内部，也应推进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和民主化。,当我们强调今天中国学术的发展要以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取向时，是否意味着一种学术上的孤立主义或关门主义呢？抑或还意味着一种自夸自大呢？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它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必须充分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并且通过这种锻炼开始由单纯的学习者、模仿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主体。黑格尔在讲到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时曾说：当时的希腊人既有自己的固有传统，又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各种优势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从文化史上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希腊人正遭遇强大而优越的东方文化，希腊人一度似乎要被这些外来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但是，希腊文化最终并没有成为“机械混合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那是因为希腊人牢记着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们开始弄清楚自己的真实需要，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在宋代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中，保存了刘禹锡的九首《浪淘沙》。诗如其名，写的都是大浪淘沙的情景。其中，除了第八首之外，剩下的八首，分别吟咏了黄河、洛水、汴水、鹦鹉洲头、濯锦江边、澄洲、浙江、潇湘渚等江河。唯有第八首，没有描绘具体的景物风俗，而是纯粹发表议论：“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这组诗中，是个异类。偏偏是这个异类，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      

（作者：张桃洲，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演进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和结晶，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尊崇，并深深熔铸进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血脉和价值观念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源必然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到那里吸收充分的思想道德养分和价值理念。因此，没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态度，就无法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价值观的丰厚底蕴和智慧凝练。